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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与管理服务对象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应如何定性处理?
发布时间:2017-11-7  浏览次数:1953 次  来源:我们都是纪检人  作者:

一、案情简介

案例一:李某,中共党员,某区城建局副局长。李某在项目审批、工程监管等方面给予A房地产开发公司多次照顾,为A公司顺利完成开发提供了便利。2016年3月,李某向A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总王某提出,自己有一些存款,以不低于5%的月利率借款给王某,王某为与李某搞好关系,在以后的项目开发中能够继续得到李某的关照,同意了李某的要求。从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李某分两次借款给王某共计80万元,王某一共向李某支付本息130余万元。

案例二:陈某,中共党员,某区城投公司总经理。2013年,陈某在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给予了B房地产开发公司照顾,B房地产开发公司得以顺利中标,B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总金某为表示感谢,送给陈某人民币10万元。二人相识后因投缘,久而久之成为了朋友。2016年5月B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总金某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陈某借款50万元,并约定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截至案发,2016年5月至2017年7月,金某由于资金紧张仅向陈某支付了前2个月利息,共计2万元,之后再未支付利息也未偿还借款本金。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陈某利用职务便利,为B房地产开发公司谋取利益,收受B公司老板金某贿赂的行为,陈某涉嫌受贿犯罪,不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李某与陈某向管理服务对象放贷之行为应如何定性处理,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陈某利用职务便利与管理服务对象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属违规借贷,二人的行为违反了廉洁纪律,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陈某利用职务便利与管理服务对象之间发生借贷关系,涉嫌受贿犯罪,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处理。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与管理服务对象之间发生借贷关系,涉嫌受贿犯罪,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处理;陈某与管理服务对象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属违规借贷,违反了廉洁纪律,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三、点评解析

笔者同意上述第三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李某的行为涉嫌受贿犯罪

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该条规所体现的本质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行贿者手中的财物进行交易,简言之,就是“权钱交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

另外,该《意见》第1条中也规定了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或者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两条款共同特点是行为双方在正常的民事行为的表面下,国家工作人员可获取“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的收益,且不承担市场风险。该意见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之便“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构成受贿罪,但是其第1条有关“交易形式受贿”以及第4条有关“委托理财名义受贿”的规定均包含了相关内容,因此对于利用职务之便“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的行为建议参照该意见处理。

综观本案中的李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贷的名义,获得收益明显高于借贷应得收益,公然向管理服务对象放高利贷索取高额利息,属于索贿,完全符合上述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与管理服务对象之间发生借贷关系,涉嫌受贿犯罪,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处理。

对于违纪数额的认定,本案中李某利用自身的职位和权力单方向王某提出高额利率,王某迫于李某的身份和地位,考虑到以后还要得到李某的关照而同意高息借款,这种借贷关系是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借贷行为只是李某索取贿赂的一种手段和形式,故对于李某主动以借贷方式从王某获得的高额利息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为宜。

(二)陈某的行为属违规借贷,违反了廉洁纪律。

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属于民事合同法的范畴,指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实行的相互资金拆借行为,应该具备以下三要素:主体平等、意思表达自治、借款用于资金周转。而国家工作人员以借贷为由获取高额回报的受贿行为则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双方主体具有不平等性。正常的借贷关系是基于一定的感情、以相互信任为基础,没有职务上的内在必然联系。而借贷形式的受贿则不同,国家工作人员往往是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上下级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等明显不平等的地位,在此前提下建立的借贷关系,并不具备主体的平等性。

二是双方形成的意思表达自治不是出于自治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便达成一致也不是以借款为目的达成共识。正常的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基于自愿就借款数额、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达成共识,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借贷形式的受贿则不同,借款人往往是出于出借人的职权、地位,应借款人的要求被迫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并不是借款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有些借款人为达到自己谋利的目的会主动提出向国家工作人员借款,但双方所达成共识的是出借人利用职务之便,承诺或者已经为借款人谋取了利益,借款人以支付高额利息作为回报,双方所达成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共识。

三是借款目的并不是用于资金周转。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其成立是以真实、合理、可信的事由而产生的,往往表现在一方经济拮据或是资金困难需要借钱,另一方经济宽裕有能力出借。而借贷形式的受贿则不同,它具有借贷原因上的虚假性。出借方资金有限却要强行出借,借钱方经济宽裕却故意借钱,其目的是以“借款利息”的名义获得高额回报,披着民间借贷关系这一合法外衣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

综上所述,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民间借贷获取高额回报行为的认定,要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相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应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借贷双方的主体关系、借贷事由以及主观意愿等因素。

就本案而言,陈某虽然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金某贿赂,为其谋取利益。但金某向陈某借款一事:

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金某借钱前后并未向陈某提出任何谋利事项,陈某也没有为金谋取利益,双方是基于朋友关系而不是因职务上的影响形成的借贷关系,主体是平等的;

从金某没有能力支付利息可以看出,金某确系资金困难而借款,因此该借贷具有主观上的意愿和正当的理由,且无附加条件;

从陈某获利情况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约定月利率2%,符合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不属于“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且陈某借款50万元给金某有一年多时间,实际仅获得利息款2万元。

因此,陈某的行为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不构成受贿罪。但陈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党员领导干部与管理、管理服务对象之间发生借贷关系,根据相关文件精神,陈某属违规借贷,违反了廉洁纪律,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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